提升超大城市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这条新思路很关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并进一步提出“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把民生福祉放在第一位，努力创建高质量的全民健康医疗保障体系。近两年，为了改善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问题，进一步提升国民整体医疗水平，我国政府陆续采取了多项举措，家庭医生制度就是其中之一。2022年3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六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加快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促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对于我国超大型城市而言，人口密度大、居民人数众多，一级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成为响应居民健康医疗服务需求的实施主体。但目前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多转型于地段医院、街道医院，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人员知识技能欠缺、人员流失严重。尽管国家持续增加资金、人力投入，但如果继续沿用传统模式和做法，短期内迅速提升超大型城市的基层医疗服务水平仍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因此，推行家庭医生制度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一制度借鉴欧洲发达国家基层医疗体系的成功经验，将有助于优化我国超大型城市一级医疗机构的运作模式。但也应该看到，由于国情和人口基数以及医疗体系的不同，我们在借鉴时也不能照搬照抄，而应根据我国已有的优势和独特条件，通过对医疗卫生资源进行结构设计与变革，有效规避欧洲发达国家遇到的难题，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超大型城市基层医疗卫生体系。

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为提升超大型城市基层公共医疗机构的服务水平，弥补该领域人力资源的不足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大型城市政府具有相对充裕的财力、更多的高科技企业和人才，更大体量的健康医疗用户和广泛的应用场景，应当成为医疗卫生领域创新的先行者。对这一趋势，政府应当进行合理规划与积极引导，一方面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领域产生的价值和迭代需求将推动新技术不断更新并日趋成熟；另一方面可以将超大城市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成功经验推广到其他城市和区域，促进国民医疗保障体系的高质量发展。

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推进：

一、统一大健康数据平台的跨界搭建与维护管理。由卫生管理部门统一部署，建立居民电子健康档案，打通各行政区域、各级医疗机构间的间隔，推动个人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信息的整合协同。鉴于运营模式和保护个人隐私的困难，英国、德国居民的个人健康信息通常留存于各家医疗机构和金融企业手中，很难实现数据全链条打通。经历了两年多对疫情的防控管理，我国大型城市对全民健康的数据化跟踪已经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同时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使得我国在数据管理和应用技术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建设统一大健康数据平台、基础通信网络、远程通信设施，并导入居民的完备健康信息是当务之急，是实现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必备条件。

二、基层医疗卫生工作流程与节点的数智化重塑。所谓数智化，强调的是对数字技术的应用，体现智能化。超大型城市政府应当主动拥抱技术变革，充分利用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技术，重塑基层医疗机构的工作流程与节点，并根据科学规划的结果，面向未来，重新规划、设置各岗位的分工与合作。例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人员日常花费大量时间录入管理居民健康档案数据，此类工作可以通过运用多种电子设备和数据系统，将城市居民数据自动纳入健康监控系统，并进行常态化分析处理。如此不仅可以减少基层医务人员的大量重复性工作，同时还可以提升市民健康医疗信息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三、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管理范围的扩大化与丰富化。数智化支撑的新型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建立和运转，依托于更多的行业间跨界合作与创新。依托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技术建立数据库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台之后，还需要在基层全科医生的培训内容、执业后培训精准度和培训方法上投入相应的资源。由此将衍生出一系列与培训平台相关的工作岗位，包括培训设计、培训医师和系统平台技术支持。政府主管部门应当有规划地预先投入人、财、物资源，并夯实相关管理职能，改变重硬件、轻软件，重形式、轻内容的资源分配与考核评估指向，推动数智化基层医疗卫生体系高效运作。

四、基层医疗卫生数智化技术创新的培育与孵化。目前国内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医疗检测、医疗诊断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距离成熟广泛的商业应用还有相当长的距离。大多数颠覆式创新都要经过尝试使用、使用效果反馈、再优化的多轮迭代过程，直至广泛推广使用。强调应用场景的人工智能技术特别依赖大量的案例积累，通过人机互动实践提升系统的效率和性能。这使得试用过程将会产生相当巨大的成本，从市场经济角度看，投资方出于投资回报的考虑，往往难以承受技术创新的多次失败。行业属性也使得医疗机构不愿意采用未成熟的技术和服务。因此，大型城市政府应当主动承担合理的试错成本，向有潜质的人工智能高科技企业提供相应的资金和基层医疗市场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