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医疗潮起，是造概念还是开药方

　“能真正创造价值就有人买单。对于数字医疗行业，不需要讨论谁买单，只需要讨论能否创造价值。”杨瑞荣如是回答。

　　编者按：

　　《21H院长对话》是由、21世纪新健康研究院推出的以21世纪新健康研究院执行院长与企业高管、资本／基金负责人、业界专家等以主题性探讨形式的圆桌对话栏目。关注数字健康、生物经济等方向，涉及AI应用、基因治疗、营养、罕见病、癌症及其相关药物、器械等领域，探讨创新药械研发、出海、商业化以及市场并购机遇、行业新增量等相关话题。

　　记者朱萍 实习生胡冰月 北京报道 “如果用一个单位来形容数字医疗的市场规模，那一定是万亿级别。” 近日，在、21世纪新健康研究院举办的对话栏目《21H院长对话》中，远毅资本合伙人杨瑞荣表示很看好数字医疗这个赛道，认为其发展潜力巨大。根据普华永道发布的报告，2021年中国数字医疗投资额增长至574亿元，是2019年（126亿元）的四倍多，在医疗健康服务行业投资总额占比近50%，成为全年的热门投资领域。

　　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医生尤其是大专家也开始关注数字医疗，如本期对话嘉宾、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肿瘤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杰军教授，也与很多医生一起打造致力于数字疗法赋能的疼痛管理服务平台铂桐医疗，服务更多的疼痛患者，并感慨道：“做医生的时间越长，越发现医生的渺小，越意识到社会责任远大于医生责任，应该通过规范、平台让更多的人获得规范的管理。”

　　数字医疗相较于传统医疗等而言，它是一个新事物。截至目前，我国对于数字医疗并没有真正的官方定义，给出一个边界，在应用中，也是涉及很多新的领域，规则也尚未成熟。

　　那么，数字医疗潮起，是造概念还是开药方？杨瑞荣很坚定地认为，这是一个“证真”的过程：“能真正创造价值就有人买单，所谓的价值其实是为患者带来最终效益。触达、支付、效率之所以成为数字医疗最核心的三个触角，也正基于创造更多价值、满足更多需求的需要。

　　不过，杨瑞荣也认为，新的技术、数据、应用在数字医疗行业爆发式增长，是一个行业的趋势。虽然行业发展已经成熟，但在行业的早期阶段，无论底层数据还是医疗应用，还有许多有待挖掘之处。

　　数字医疗潮起

　　“数字医疗是通过数字技术将医疗场景相融合，优化健康管理和诊疗的全流程，为整个医疗健康体系的建设和医疗健康行业的各方面带来全新的价值。”对于数字医疗，杨瑞荣认为其全景是底层有数据、上层有应用，中间是触达、支付和效率。其中底层是对数据尤其医疗健康和生命健康数据的收集、分析、分享、运用。

　　作为行业内的资深观察人士，本期对话嘉宾动脉网创始人李大韬认为，对数字医疗的理解，应该放在历史的长轴上。从技术的演化路径看，数字医疗是在信息化、数字化的过程中，整个医疗体系或生命健康体系的重构，即通过一系列的新工具、新方法，将（传统）医疗服务所有环节重新结构和组装的过程，比如从前端的药物生产到诊断、治疗、康复全流程。

　　王杰军则从应用端分析指出，数字医疗的出现和发展有着多重背景，在互联网时代，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应用越来越多，院内的数据管理系统、院外的健康管理系统等运用广泛。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快，慢病成为健康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许多人需要居家进行慢病管理，再加上新冠疫情影响，居家成为许多人的常态。在这个背景下，疾病的诊疗和管理模式需要有所改变，也必定会有改变。

　　随着应用的需求也出现了一些数字医疗企业，具体企业分类随着需求而动态变化，也有更多新的领域随之出现。据李大韬观察，最初起步时，数字疗法企业基本以精神疾病行为认知障碍方向为主，但随着演化从认知疗法（CBD）至今，越来越多新的、过去认为不太可能的领域也开始出现了，比如癌症疼痛。

　　与此同时，数字医疗的商业模式也不再是单一的，而可能是混合的。李大韬指出，按照支付方进行分类，商业模式分为面向消费者、医院、企业、政府和保险几种。“数字疗法的商业模式不是单纯的to C或to D、to B，可能是付费方组合的形式。比如慢病管理的一家公司主打real health，最初通过软件采用to C的模式比较成功，积累了几千条用户评价，后期演化为雇主付费和商保付费的混合商业模式，进入不同的市场。”

　　如果用一个单位来形容数字医疗的市场规模，那一定是万亿级别，这是杨瑞荣的预期，并按医疗卫生健康占GDP比例约为6%推断，其中数字医疗占整体医疗卫生健康支出的比例约为25%-50%。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从整个医疗市场看来，目前数字医疗所占比例仍然较小。杨瑞荣举例称，如果把创新的惠民保当做数字医疗保险在保险领域的一个分支，数字医疗占的比例可能不足1%：惠民保经过一两年的发展，迅速达到100多个亿的规模，而根据前几年的统计数据，整个医疗健康险的市场为8000亿元左右，惠民保所占比例可能不足10%。

　　然而，相比百亿、千亿，万亿级别的潜在市场规模，数字医疗规模尚小，但该赛道的投资热度不断上升。杨瑞荣从资本方的角度观察指出，在过去十年，美国数字医疗投资量呈10倍增长，2022年、2021年比2020年更加翻倍，这受益于疫情的推动，数字医疗已经成为美国医疗投资的主流，包括资本市场上各种数字疗法公司、数字管理工具的上市。在中国，对数字医疗的投资也得到了爆发性增长。

　　2022年3月，普华永道发布的《2016年至2021年中国医疗健康服务行业并购活动回顾及展望》报告指出，2021年中国数字医疗投资额增长至574亿元，是2019年（126亿元）的四倍多，在医疗健康服务行业投资总额占比近50%，成为全年的热门投资领域，其中包括在线诊疗、医疗大数据、医疗AI等。

　　星火燎原

　　“数字医疗的独特性在于，该领域的参与方或进入方非常了解医疗行业。无论医院，还是传统的药械厂商，他们内部的首席数字官绝大部分已经从原来的IT管理员,作为中后台的的角色转向了前端，开始负责生产、销售全流程，承担公司最大业务，这也是数字医疗落地的最具体表现。”杨瑞荣表示。

　　实际上，在政府、资本、从业者和社会多方关注之下，数字医疗获得了快速发展，也经历了从概念到落地的过程。

　　王杰军表示，从起初的互联网医院、DTP药房到人工智能对病灶的诊断等，数字医疗已经有了非常好的落地。另外，国内批准的几个数字医疗工具，在认知障碍、糖尿病、术后恢复上已经有了一些应用，而且取得了好的成果，不仅是疾病的治疗，对减少并发症发生等也看到了很好的结果，同时也很好的减少了或者去医院的频次，有效的控制了合理的医疗费用。

　　“在数字医疗中，基于庞大的数据量做真实世界研究，可能比以往其他药物研究容易很多，得出更好的数据，发现之前没有发现的东西，如通过CT分析肺癌状况，判断有哪些基因突变等。未来通过真实的研究发现新规则、积累数据，也为数字医疗的监管提供更多的有效数据。”李大韬举例称。

　　李大韬指出，数字医疗发展有一个延续性，从信息化，或者是互联网在医疗领域应用，延展下来并过渡到数字化，再过渡到数字疗法，这个过程有三个特征：第一是互联网带来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强匹配；第二是传播速度和工具带来的知识下沉，专家的知识被外部的人所掌握；第三是消费者赋权的过程，治疗决策甚至具体的执行环节都开始脱离于单纯的医生角度，而是回到了医生和消费者的结合状态，解决了医生服务半径不足的问题。

　　在杨瑞荣看来，数字医疗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支持、人才的发展等。“政策方面，有关人工智能创新技术的审批、监管，中国已经走在前面；自惠民保等创新险种推出后，从中央到地方，医保局和政府支持力度空前，银保监会对创新产品的审批也非常支持；在海南、湖南、浙江等地，对数字疗法的发展和审批也持非常开放的态度。除了政策，人才问题也是核心。如今，跨边缘学科的AI人才、3D打印人才、大数据人才、临床医疗人才、医疗器械和医药从业者等纷纷涌向数字医疗行业。”

　　不过，在数字医疗星火燎原之即，同样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不足之处，包括监管问题、数据问题等。

　　李大韬认为，数字医疗核心还是医疗，最重要的是解决患者的健康问题、医疗问题，其中一定需要监管，不断完善法规、完善对行业的理解。

　　除了监管，数字问题也需要受到关注。“数字的监管、运用、分享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数字医疗难以往前发展。”杨瑞荣认为，中国在发展数字医疗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可能是整个医疗数据体系没有建立，这为医院数据的整合带来了挑战，此外数据隐私问题也需要考虑在内。

　　李大韬还指出，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数字医疗领域，但还是有很多数字疗法的创新公司遇到的核心挑战是人才问题，以及监管层面上的创新等问题。“能否塑造一个宽容的氛围支持创新、容纳失败，尤为重要。”

　　谁买单？

　　看似前景广阔的市场、具有燎原之势的数字医疗行业谁来买单？

　　“能真正创造价值就有人买单。对于数字医疗行业，不需要讨论谁买单，只需要讨论能否创造价值。”杨瑞荣如是回答。

　　杨瑞荣解释称，所谓的价值其实是为患者带来最终效益、创造价值。无论疫苗、新药研发、医疗器械，最终目的在于能否为患者创造价值、患者能否从中受益。一旦失去了最核心的患者受益目标，其他所有东西都可能是虚无缥缈。

　　价值的创造、患者的受益、数字医疗的推广需要多方面的认可和支持。杨瑞荣直言，得到认可是一个水到渠成的问题。“数字医疗要得到移动互联网技术公司、医生、医疗器械公司和保险公司的认可，数据要有资本方的认可，数字要有行业资深人士的充分全面的参与，应用也需要得到更多的医生、专家们的支持。”

　　这其中，积极拥抱数字医疗的大专家便有王杰军教授。

　　王杰军从医30余年，是原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肿瘤内科主任，致力于肿瘤治疗尤其是肿瘤疼痛规范化治疗。2019年，退休后的王杰军创立了铂桐医疗，以“不痛”为愿景，希望将自己多年积累的治疗经验、对医学的理解以及一些医疗资源整合到数字化平台上。

　　“铂桐医疗成立的初衷就是要改变中国疼痛诊疗的现状。”王杰军指出希望通过数字医疗来进一步改善中国疼痛诊疗状况。

　　王杰军指出，在中国对于疼痛诊疗有一定误区，而且很多治疗不规范。比如说癌症病人的疼痛，在国际上，吗啡是癌症中度以上疼痛治疗的金标准药物。但在中国，无论医生、患者还是患者家属都认为吗啡是一种毒品，担心会成瘾而不愿意用来治疗，导致中国整个癌痛治疗推广非常困难。

　　“医用吗啡的消耗量是国际麻醉品管制局评价一个国家的疼痛好坏的根据。2021年我国医用吗啡的消耗量在全球排名第105位，在亚洲排名第25位，还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不能很好地帮助解决癌症患者的疼痛问题，这不仅使得患者非常痛苦，也影响患者依从性的提高。”王杰军表示。

　　根据《中国疼痛防控与健康促进战略蓝皮书：中国疼痛医学发展报告（2020）》指出，“我国慢性疼痛患者超过3亿人，且每年以1000万~2000万的速度在快速增长，治疗上整体花费约5000亿元。这些病人中有过80%的疼痛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慢性疼痛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之所以疼痛不能得到有效的诊疗，王杰军认为，这是患者对疼痛治疗尤其是肿瘤疼痛治疗认知不够，部分认为疼痛不是一个病，疼痛可以忍受，有的则是因为没有对疼痛的有效评估，进而影响诊疗。在国际上，慢性痛已经被定义为是一种疾病。

　　从实践看，数字医疗能解决包括上述在内的疾病管理方面问题。王杰军介绍称，铂桐医疗已经有一款产品上线，用于评价患者肿瘤疼痛的强度。过去医院评估时患者的疼痛尤其肿瘤患者的疼痛往往仅关注疼痛本身，但实际上疼痛对患者影响很大，对疼痛对患者造成的其他多维度的干扰关注不够。该产品能够迅速评估疼痛对患者情绪、睡眠、肢体功能的影响以及有无神经病理痛、爆发痛等。通过近3000多位患者使用后发现，该产品既方便医生评估疗效，又方便患者评估疼痛状况。而基于此，也有许多药企表示有意合作，做好患者管理。

　　除了评估，数字医疗产品也具有预测功能。王杰军还表示，其最近在开发的另一款产品用于预测骨转移患者骨折风险。此前许多肿瘤患者出现骨转移后，医生不太会预测骨折，往往是患者出现骨折后再到医院治疗，带来了诸多麻烦也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而且大大增加医疗的成本。而借助这款产品，综合肿瘤的转移的位置、肿瘤的细胞类型以及骨扫描CT参数、癌基因等，通过算法预测患者骨折的可能性，并进行及时干预。产品还没上线时，国内两家专门做骨转移治疗的公司就前来洽谈合作。

　　无论肿瘤疼痛评估还是骨折预测，企业表示的合作意向反映出数字医疗的受欢迎程度。数字医疗产品具有的预防、管理和治疗功效为患者评估健康状况、及时加以干预、降低患病风险提供了有力支持。

　　王杰军认为通过这个数字平台将这些经验、智慧通过平台服务、教育更多人，可以产生更大的价值，这是仅做医生和做平台建设者的很大区别。实际上，这也让患者获益，患者也愿意为此买单。对患者和健康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就一定会有人买单，关键是要有价值。

　　对于数字医疗未来的发展趋势，李大韬持乐观态度：数字医疗行业未来值得期待。武田、阿斯利康等许多大型药企都已经在数字医疗方向上开展系统的合作，甚至和海外创业公司有一些较大规模的支付。